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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新社的归侨们******

　　何耕新

　　中新社成立60年了。我想撰文纪念，问老伴写什么内容？老伴儿不假思索地答道：“你就写中新社的归侨吧！”

　　与中新社的一段缘分

　　我来中新社工作之前，曾经与中新社有过一段缘分。1952年夏，我已经参加北京高校统一招生考试，正在等待发榜。根据考后即时公布的各科考题答案，我有把握被录取。有一天，北京归国华侨学生补习学校冯教务长通知我：“你到王大人胡同中侨委找王明爱同志，他有事跟你谈。”我遵嘱从西郊燕园乘公共汽车进城，找到中侨委。王明爱是菲律宾归侨，当时在中侨委文教司任职，参与中新社筹建工作。他见到我，开门见山地说：“中侨委正在筹建一个新闻机构，你在印尼喜欢写文章，愿意不愿意来工作？”我答道：“我回国的唯一目的是考大学。我有把握被录取，等我毕业后再说吧！”

　　在北京大学中文系新闻专业就读4年期间，中新社曾经两次与我打交道。一次是中侨委在中南海召开全国侨务工作会议，中新社给我送来记者证。一天上午，我持证走进中南海，聆听何香凝主任作报告。另一次是中新社派金家环到北大找我，向我约稿。

　　1956年夏，毕业前夕。北大中文系新闻专业罗列主任向我和同班的泰国归侨罗斌透露：“你俩分配到中新社工作。”事后，我才知道，罗列和中新社领导吴江是老战友。

　　我认识的上海复旦大学新闻系印尼归侨白国良，一年后也分派到中新社上海分社工作。

　　处处闪动归侨身影

　　我上班后，深深感受到：中新社从传达室到人事处，从采编部门到印刷厂，处处闪动归侨的身影，耳边不时响起带华侨腔的国语。中新社领导分我在广播部工作。当时，广播部设在宣武门新华社总社大院工字楼里，门口挂着“华侨广播部”的牌子，遇到外宾来访时，即将牌子取下，以免给外宾留下“中新社是官办的”口实。

　　我与泰国归侨郑伯涛，印尼归侨肖勰、王鹤寿同住一间集体宿舍，与菲律宾归侨黄素心大姐同在侨乡组，其他编辑组也有不少归侨，如越南归侨张式、黄艾华。我还听说印度归侨刘国勇在北大东语系印地语专业念二年级时，奉调到中新社广播部工作，令我钦佩。

　　说话带有浓重粤腔的越南归侨周毅之，吸引了我的注意力。这不仅因为周的妻子傅冬是傅作义之女，当年为北平和平解放立功，而且她还是《人民日报》记者，他俩堪称“夫妻记者”。周毅之早年回国，先在新华社工作，以后调到中新社广播部。上世纪50年代，荣毅仁邀请新加坡工商界知名人士访华，周毅之采写了不同于“新华体”的系列稿件，被海外侨报广泛刊载，在新华社大院里也传为美谈。可惜广播部1957年搬到北新桥时，周毅之没有跟着过来。

　　然而，我在北新桥中新社大楼里，遇见更多归侨。经过我社在广渠门举办的新闻班两年培训的印尼归侨陈刚、何浪都分配在广播部工作。

　　在专稿部，我遇见曾经在巴城中学教过书的印尼归侨尤文贤和担任过巴中学生会主席的校友张瑞元。

　　在北新桥附近的马道胡同里，中新社印刷厂绝大部分职工，从厂长到工人，从铸字、排字到校对、印刷、装订，百分之九十以上是归侨，并且绝大部分是泰国归侨。他们原是曼谷华文报纸《全民报》的员工，1951年该报被反共反华的銮披汶政府封闭后，举家回国，安排在中新社印制《中国新闻》。可以说，印刷厂是中新社归侨最集中的部门。

　　领导视归侨为“社宝”

　　我社归侨绝大部分是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来社工作的，调查资料显示，1952年至1966年“文革”前，总社员工223人，其中归侨160人，占员工总数的72%。他们来自印尼、马来亚、新加坡、泰国、日本、越南、缅甸、菲律宾、印度、毛里求斯、美国。

　　记得张帆副社长兼总编辑在全社大会上讲话时，称我社归侨为“社宝”，表示要充分发挥他们的独特优势，精心培养他们，大胆使用他们。

　　中新社第一任驻外(日本东京)记者是日本归侨李国仁，随后又由另一位日本归侨杨国光继任。杨国光为两位台湾记者首访大陆起了穿针引线的作用。

　　1963年，中新社首次派出记者团，由张帆同志率领，赴雅加达采访第一届新兴力量运动会。我社5名记者中，白国良、何耕新、张茂新均系印尼归侨，外办干部、菲律宾归侨王澄枢，受廖公委派，以中新社记者名义，在菲律宾运动员和体育官员中开展工作。当时，中菲尚未建交。白国良采写的雅加达茂物公路自行车比赛特写，既报道比赛过程，又穿插沿途热带风光的描写。时任新华社雅加达分社的沈定一称赞“这篇稿写得很有特色”。

　　上世纪60年代，中新社有两个专业机构——日本组和印尼组，清一色由归侨组成。

　　当时，中国与日本尚未建交。遵照廖公的指示，中新社组建清一色由日本归侨组成的“日本组”，他们每天抄收日本电台的日语广播，翻译成中文，出版《日本广播参考资料》，送外办和有关部门参阅。

　　1959 年， 印尼颁布《第9 号总统法令》，禁止华侨在县以下地区经商和居住，随即掀起对华侨实行逼迁的排华逆流。为了及时掌握印尼排华动向，中新社专门组建了一个“印尼组”，每天抄收印尼电台的印尼语广播，翻译成中文，出版活页资料，送中侨委及有关部门参阅。该“印尼组”由4位印尼归侨——林惠香、林必达、李顺辉、李兴业组成。

　　我作为一名归侨，相对而言，比较了解我社归侨，其中许多已经辞世，特以《中新社的归侨们》为题撰写本文，算是对我社归侨们的怀念吧！

　　(历史资料)

年轻人的新年第一游，路过打卡正被沉浸式深度体验取代******

　　“最坏的日子已经过去，最好的时光即将到来。”站在2023年1月1日这个新起点，中国旅游研究院院长戴斌用这句话总结2022，展望充满可能的2023。

　　自2023年1月8日起，对新冠病毒感染由“乙类甲管”调整为“乙类乙管”，民众出游意愿和出游信心加速恢复，国内压抑了3年的旅游需求正加速释放，旅游市场的复苏曙光渐现。

　　近日，各类社交媒体上随处可见大家分享旅行vlog与美食美景照，即使是按捺着躁动之心尚未出游的朋友，也跟着一起看遍了祖国的大好河山。那么，已经热情拥抱国内游大潮的人具体感受如何？听听亲历本场浪潮的“浪花们”怎么说。

　　前往黑龙江省感受冰雪世界的扬扬说，作为一个北方人，本想到温暖的南方城市过过“夏天”，但某一刻突然想看看一望无际的茫茫雪原，便干脆买票北上了。南下到温暖三亚看海的小宇也是一个行动派，和朋友看到许多漂亮的景区图片和旅游攻略介绍，便决定去海南逛逛美丽的三亚湾。小茹和朋友刚结束考研，追剧中被美丽、治愈系的云南大理风光深深吸引，马上买好了3天后出发的车票。

　　近几年，大环境带来了太多的不确定，很多年轻人在不确定中迷茫着，但有时候需要的并不是瞻前顾后与深思熟虑，而是一分冲动与洒脱。同时，虽然目前大环境仍有诸多不确定性，但对于许多人来说，出游需求已然成为那个“确定性”。

　　对于很多年轻人来说，最近的这次出游是3年来最自由、最不受约束的一次，所以几位受访者都表示，优先考虑的是自身的体验与感受，性价比可以暂时往后排，颇有些“报复性”旅游消费的意味。与此同时，旅游地住宿、出行、游玩项目等方面的价格也有较为明显的上涨，被大家戏称为“报复性涨价”。

　　受访者扬扬提到，他们体验的雪地摩托、雪地蹦蹦、雪圈漂移等景点游玩项目，多是“50元5分钟”“80元7分钟”的价格，要是平时，看到这样的价格自己大概会转身就走，但这一趟旅游他们暂时选择了将体验与快乐放在第一位。

　　小宇也提到尽管出行住宿费相较于过去上涨了不少，但他们还是选择了节约路程时间、有更多更好的游玩体验。

　　处在疫情管控放松后的首个旅游出行大浪潮这一较为特殊的时间点上，不少游客似乎都降低了对价格的敏感度，但“潮水”终将退去，无论是游客的报复性出游消费，还是被戏称的商家“报复性涨价”，都是暂时的“狂欢”，旅游业终将回归理性，重视提升服务与消费场景才是旅游目的地发展的长久之道。

　　扬扬表示，哈尔滨的许多俄式风情建筑让她眼前一亮，中央大街、冰雪大世界等景点也有较好的观感，但不足的是，城市建筑均比较老旧，导致整体观感有些扣分，且地铁线路覆盖不足的问题，也给这次旅游带来一点遗憾。

　　小宇则提到三亚一些景区存在拉客现象，在沙滩、游艇上总能遇到有人拉客推销，导致后面几天他们看到陌生人靠近就想走开，严重影响了游玩体验。同时，他也表示，夜市大多是外地小吃，没有吃到海南本地的特色美味，很是遗憾。

　　说到近期旅游的难忘回忆，几位受访者都表示，从过去的路过式体验游逐渐倾向于沉浸式深度游。小宇感觉自己好像融入了三亚，景点毋庸置疑是美丽且热闹的，但他也很享受每天清晨或傍晚走在沙滩上感受着海水拍打双脚，坐在沙滩上放空自己，或是在小岛上慢悠悠地骑着电动车吹着海风，感受本地居民的日常生活。

　　小茹提到，以前出游往往像是完成任务打卡一般，每天走走看看这个或那个景点，吃几顿特色菜，最后买几份特产。尽管这次她也去了苍山洱海等著名景点，但在回忆时，脑海中最先浮现的是沙溪古镇的一家薄荷咖啡馆，坐在可以晒太阳的院子中，喝着茶，看着书，一上午就慢慢过去了。

　　这3年，人们有太多紧张、焦虑、迷茫等负面情绪，不妨换个环境“生活”几天。

　　2023，去被美好的旅行治愈，再出发。

　　实习生 王慧 中青报·中青网记者 齐征 来源：中国青年报

　　（文图：赵筱尘 巫邓炎）